企业联赛？国情不允许

    10月2日上午，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朱琪林作为中国足协特使来到武汉，下了飞机后他马上奔向武汉俱乐部基地，帮助协调湖北省足协和光谷投资之间的球队托管谈判。

    在光谷基地见到武汉俱乐部总经理徐志强时，朱琪林说：“我来过基地三次，第一次这里还是荒地，但我看到了你们给我的建设蓝图；第二次时这里泥泞一片，推土机正在忙碌；第三次就是现在，我看到基地建设得很好，但你们却要退出了。”而徐志强则回应道：“我们不参加中超联赛，我们可以组织全国企业足球联赛。”

    而武汉俱乐部董事长沈烈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我们不解散球队，俱乐部还要等一段时间再作决定。”这意味着目前俱乐部对教练及所有队员有所安排，而即使“退出”不可逆转，俱乐部也将保留下来。 据业内人士分析，目前武汉俱乐部已作了最坏打算，一旦在体育总局方面得不到期待中的支持，他们计划将在全国范围内另行组织企业足球联赛，以达到保留俱乐部的目的。

    像汉军这样要退出中国足协主导的联赛体系、自己组织类似联赛的计划，并不是首例。早在2004年的“G7革命”里，实德等俱乐部就曾提过，但最后无疾而终。因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境内体育活动都必须由政府体育部门主管，而足球项目的比赛则都是由各级足协承办管理。没有经过体育部门和足协审批，其他单位和个人根本不可能单独举行比赛。

    特约记者 陈雨

    总局翻案？可能性不大

    退出中超联赛后，武汉俱乐部董事长沈烈风曾经表示，武汉俱乐部还要等待国家体育总局的最后表态。他认为，坚持对李玮峰的禁赛处罚导致武汉俱乐部退赛，中国足协肯定会被总局责怪然后会被总局要求让步。

    看到这个消息后，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反驳道：“武汉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都要向武汉市有关领导汇报。出了这么大事情，我们会不向总局汇报？”在光谷投资的各级职员眼里，退赛事件发生后，总局会认为影响太大，而干涉中国足协的工作，颠覆已出台的处罚决定。

    2004年的“G7造反”事件中，参与的俱乐部也曾经对总局的态度和立场抱有幻想。但事实证明：总局不会公开撇开中国足协直接过问俱乐部问题上去。更何况，在满脑子“举国体制”的总局官员理念里，体育界的事情本身就和企业关系不大，企业方面闹出来的事情基本上就用不着费心处理。2000年4月，国
安俱乐部第一次闹退出，其阵势和来头，都远远超过现在的武汉俱乐部，不也一样没有动摇中国足协毫不让步的决定？！

    同样的退出事件，武汉俱乐部想取得当年国安俱乐部没有取得的成果，寄希望于总局，这个可能性不大。

    特约记者 陈雨

    打官司？法院难受理

    10月2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汉俱乐部总经理徐志强表示：“针对中国足协的草率决定（指中国足协对李玮峰禁赛8轮罚款8000元的处罚决定），我们俱乐部将保留依法追诉的权利。”

    对于足协表示允许武汉队球员自由转会的态度，武汉俱乐部董事长沈烈风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不会接受足协的这一规定，因为这根本就毫无根据，在今年中超联赛的规程里也根本找不到关于俱乐部中途退出后球员转会问题的详细条款。足协的这一言论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武汉俱乐部只是退出了中超联赛，并没有完全脱离足球，而且我们是在工商部门注册了的，球员和我们有合约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俱乐部内部的事情，作为中国足协是无权插手的。我们和球员有合同在身，他们是俱乐部资产的一部分，不是足协说免费就免费的，作为足协发出这样的言论实在是管得太宽。”

    沈烈风一再强调：“如果足协规程里真有这么一条，那这就是典型的‘霸王条款’。我们作为俱乐部当然会首先考虑到球员的利益球员的生路，我们会让自己球员的利益得到最大保障，如果足协执意要将我们的‘资产’免费转给其他俱乐部，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说过我们会保留依法诉讼的权利，到时我们只有法庭上见。”

    然而，中国足球名义上施行的还是协会管理制度，中国足协就是我国大陆地区的足球运动行业管理机构。对李玮峰的处罚决定，以及接下来对武汉俱乐部的重罚，都是中国足协实施行业管理必需的权力。只要是不违犯法律，符合中国足协章程，中国足协的决定就是合理合法的。而且在国际足联章程上，就有关于足球行业内部事务不得起诉到行业外世俗法院的规定。

    在我国，行业管理机构在管理中实施的行业内部处罚而引起的争议，是不能上升到法律层面的。一般来说，法院也不会受理这样的纠纷。现在，武汉俱乐部就是要起诉中国足协，也找不到允许受理立案的法院。从1994年职业联赛创立到现在，还没有一起法院受理的俱乐部或者个人因为不服中国足协行业处罚而起诉的案例。2001年处置“假B五鼠”时候，就有受罚俱乐部和球员号称要起诉中国足协，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特约记者 陈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