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结束还是轮回？
昨天上午，我在去武汉俱乐部采访的武汉科达出租车上，与刘姓司机有这么一个对话：
武汉队退出了，没球看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去关心。
是不关心武汉队吗？
凡是中国足球的，我都不关心。
为什么？因为中国足球是梦之队，看了晚上要做噩梦。
……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这位刘司机一样，因害怕做噩梦而不愿意关心中国足球。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次，在武汉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中国足球的又一个噩梦。
许多事情，是一定要细细回味，比如这次处罚的前后经历。
“我是9月30日晚上六七点，正要准备吃晚饭的时候，接到了中国足协马成全地电话。他说，我刚下飞机，先用电话把处罚决定通知你一下，然后有传真件过来。”7日上午，俱乐部总经理徐志强坐在他大办公桌的对面对我娓娓道来，就像是在讲述刚刚发生的有趣的故事。
“我一听忙说俱乐部不能接受，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希望暂时不要把处罚行文发下来，容我们解析疑义，沟通，我请求他千万先别发，发了可能会酿成大事。他不置可否。当我汇报之后再打电话时，马成全的两个手机都关机了。事后他解释说是没电了。但是我想，怎么会这么巧，两个手机都没有电了？”
武汉俱乐部说，他们的补救工作一直在进行。
徐志强说：“南勇手机也关了。我们辗转打听，才知道南勇和谢亚龙在日本开会。我们把电话打到南勇的房间，始终没人接。再打给谢亚龙，他说他现在全脱产学习，这事你还是要找南主席……。
“电话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南勇。但我们打听到南勇中午11点航班到北京。当时已经是凌晨2点。董事长当即决定，为了能够迅速直接地转达俱乐部的意见，让我和李玮锋赶到首都机场去堵。我们赶早班的飞机到了机场，等到了南勇并且一起回到足协。我们放比赛看录像，但是足协办公室里的录像机是坏的。我问，那足协是在哪里看录像作出处罚决定的？回答说是在家里看的！
“DVD放不出，就换用电脑。第一台电脑也是坏，第二台电脑才出影像……”徐志强狠摇了摇头。“这么严肃的事情，居然……”
一个再三求而不得的沟通机会，一段在第三部机器里才能放映出来的比赛录像，这两个小小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你可以举出一百种理由为这个庄严而正确的处罚决定寻找理由，但是从极其地陋，甚至是粗糙过程看，确实很难令人信服。徐志强说，纪律委员会作出决定时，主席并没在国内；马成全通知处罚决定是刚下飞机，甚至连裁判的报告都没有看。还有，为什么那么怕我们申诉？为什么那么急地要造成既然事实，为什么呢？
一股几乎是激奋的气氛中，武汉俱乐部作出了退出中超的决定。这个决定从“口头威胁”到实际宣布，不到24小时。董事长沈烈风说，很快，很短，绝对不是冲动，至今“义无反顾。”
事实上，没有人愿意走到这一极端的地步。就在比赛开始前，一场挽救武汉中超资格的“秘密会议”，就在新华路体育场进行。再过几个小时，武汉光谷队与辽宁队的比赛，就将在这里进行。听到一些退出风声的武汉球迷，都在场外等候。中国足协也专门派代表前来。他们也不希望看到因为他们的决定，而有一支中超球队的退出。
参加这次会议的湖北体育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周惠超说，我们提出托管。希望比赛能够进行。因为一旦退出比赛，就意味着被注销，就会被取消一切比赛的可能性。
省足协想通过托管的方式，来接手这支中超队伍。让他们继续进行比赛。其实这也是有先例的。比如说深圳和四川队。虽然事情已经过了4天多了，但是他仍然记得会议的情况：“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托管方案，今年我们的外援选得不好，我们不想要，外地的大牌球员，我们不想要……讨论到中午12点，还不能达成一致。没办法，我们也无能为力。”
参加讨论的另一方，武汉光谷俱乐部总经理徐志强是这样解释的：“省足协提出托管，我们赞同。但是他们一不要外援，二不要外地的教练和球员，这样的有条件的托管方式，我们不能接受。在我们提出退出中超的时候我们就表示过，要对球队的所有人负责。”
会议实际上没开多长时间，在一开始双方意见就严重相佐的情况下，武汉俱乐部就是这样把自己从中超，甚至从中甲的位置上抹去了。
其实，还有个技术性的手段可以挽救武汉的中超位置。很奇怪的是，今年武汉俱乐部年初报名的中方球员就达38人（满额40），加上后来加入的王圣，使得主教练朱广沪手里能够引援有名额只有一人。其中9人是上不了场的U19球员。如果当时哪一个人把这9名年轻队员拉到场上，或者再因为某种技术犯规被裁判罚到不足6人，裁判便会因不到参加比赛的最低人数而吹停比赛。但是还是保住了中超。
不知道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方式，还是没有人敢去这样尝试，因为10月2日的退出比赛，武汉足球也退出了中超，退出了中甲。
“我们不后悔！”徐志强和沈烈风都斩钉截铁地说。7日晚些时候，足协正式公布了对武汉光谷俱乐部的处罚决定。取消注册，罚款30万元。而在这个正式决定公布之前近两天，网上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说法。“中国足协是想先透过事先放风的方式，来试探一下反应，这样的做法很不严肃。”沈烈风说。这位至今不后悔的董事长，对过去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仍然坚持原先的看法。他说，我们提出退出中超，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促进中国足球的改革。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永远没有出头！
徐志强说得更明确：中国足协事实上是一个行政机构。让一个行政机构来管理市场化的职业联赛，这是中国职业联赛混乱状况的根本原因所在。希望我们的这一次退出行动，能够震惊一下中国足球，让大家都来看清楚，中国足球应该怎么搞。
位于武昌东部的武汉足球基地，是去年才建成投入使用的。不算土地费用，仅基建就花了3000多万。基地有完整配套的运动设施，健身房，2片场地（一片人工草坪），球员宿舍，酒吧等一应俱全，边上还有100亩土地待开发。这样高配备的基地，在中超并不多见。可见光谷集团也是对足球下了狠心的。半年前来这里，还要经过一条土路。这次重游，土路不见了，一条宽大的柏油马路，整整齐齐地修到了基地大门口。说起这些，沈烈凤很是感慨：“我们如果不想搞足球，何必费那么大的心思？”
昨天，阳光灿烂，基地草坪上一片葱绿。但是只有几支梯队在这里训练。不见一线队人影。李玮锋和王圣、郑斌等在家待不住，忍不住回到基地，望着草坪发呆。
俱乐部退出中超，最直接受影响的还是球员。他们失业了。郑斌迷惑着问我：“我们还能打中甲吗”我说：“根据规则，取消注册，就意味着取消参加所有比赛的资格。”
“唉”，他叹了口气说，“如果有中甲，我们还会留下来。要从乙级队开始踢的话，大家都会走的。”一般情况下，队中有实力的球员，还是会有转会机会的。只苦了那些小队员，或者实力不够强的队员。重新找饭碗，很难。20岁的周燎对记者说，“我们除了踢球，什么特长都没有。”
沈烈凤专门走到球场，一一和大家握手，并再度表示：“俱乐部一定会对大家负责到底的。”他问郑斌的膝盖伤得怎么样？“俱乐部会给你治疗的！”
虽然阳光晒得人发烫，但是大家的心里，都是阴阴的。我指着阳光下整整齐齐的四片足球场问沈烈凤，“这些将来怎么办？推掉？”沈烈凤说：“不会推掉，继续使用。”“谁来用？出租？”我指的是以后是否租给省足协麾下的梯队。湖北省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周慧超说，全运会后湖北队将重起炉灶，找个企业赞助，然后从乙级队打起来。
“球队使用呀，训练用。”沈烈凤的回答似乎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否认基地出租的说法，说我们球队还在，要在这里训练，还要去大学推广足球……显然，这一些设想的操作性很难，恐怕连球员都不一定认可。这几天，分别有一些本地的球员回来基地，从宿舍里搬走了自己的物品。谁的心里都明白，10日队伍的集中，意味着倒计时的开始。
累积投入上亿的武汉光谷俱乐部，因对一桩处罚的极度不满而引发的退出，事实上已经解体。沈烈凤说，决定是在很短的时间作出的，但是对中国足球现状的极度不满，却是在心里蕴酿许久了，那个处罚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就在退出的第二天，10月3日中午，武汉市副市长来基地看望留守的球队主教练朱广沪，“感谢朱指导对球队对俱乐部付出的心血和支持”。这一突然的造访，说明武汉光谷俱乐部的这一退出的不同寻常，也说明中国足协和这个行政部门主持下的中国职业联赛，在地方各层面所面临的窘境。
武钢工作的梅南生，号称铁喇叭，每当武汉队比赛前3个小时，都要与他的球迷伙伴祁先生一起，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来到新华路体育场。梅南生自称为足球而活，1994年他甚至把婚礼也搬到球场。与他同样资历的祁先生，看球的历史也追述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有球看，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享受。10月2日，他们与1000多武钢球迷一直在新华路体育场待到下午5点多。
“没有比赛看痛苦呵，谁来理解受伤害的我们？只是我们是在为这一切买单呵！”正坐在公交车上与我通电话的铁喇叭，不顾身在车厢，用几乎哭调大声地说。
在国内，到处有这么一些铁杆的足球迷。祁先生说，这几天全国许多地方的球迷都给他们发来了安慰信，大家一致诉要求，是要向足协讨要说法。他们还起草了一份倡议信“无悔的呐喊”。春节前，他们在重庆也把一封表明球迷支持的信件交给正在那里开会的谢亚龙，大意是“作为一个球迷，怎么去为中国足球走出困境出力”。“但是信交了，没音讯了，中国足球先是国家队，后是国奥队，一败再败，一点希望也没有。现在我们又没了武汉队……”铁喇叭有点声嘶力竭了。
当我一再地向徐志强和沈烈凤提到，怎么看待武汉球迷没有中超比赛看这一事实时，他们两个都很沉闷，“向球迷道歉”，除了这些，没有更好的办法。在这个问题里待久了，就会引出新的问号：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这样的极端措施？难道只有这条路走路？走这条路最终伤害的是谁？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沈烈凤说。他说，这几天俱乐部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今年联赛中出现的“奇怪判罚”的影像都收集起来，制作出短片，给总局领导看，给大家来看，在这么不公正不透明的部门的主持下的联赛是混乱的和充满的问题的，退出是不值得后悔的。关于资产的流失，沈烈凤说，“退出是为了阻止更多的流失”。
“如果有可能打中甲，你愿意不愿意？”我问。
“不！”沈烈凤回答。
“哪种情况下你们会重返中国足坛？”
“足协有了根本的改革，改变，不再是行政机构指挥职业联赛。”
对于足协7日下午公布的处罚决定，沈烈凤呲之以鼻：“足协的公信力何在？这个决定是足协，还是足球管理中心作出的？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自己不好好反思下一步应该怎么改进，却火急火燎地下处罚单子，简直是火上浇油。”
这位在行政岗位上工作多年的董事长认为，以他的工作经验，在这个时刻，足协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反思。为什么全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那么多的媒体反对他们？
他说，这个决定很可笑，我们已经退出了，还怎么处罚？沈烈凤双目盯着我，认真地说：“我倒要看看，我们和足协，到底谁先垮掉！”然后，他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什么事情好办？又什么事情办不成？”
武汉作家胡发云这几天也在队里。他说，武汉俱乐部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值得来看看，来思考。这位59岁的前湖北作协理事，前中国作协会员，前武汉作协会员说，他三代喜欢足球，他的父亲看过李惠堂踢球。现在，他已经主动退出了所有的协会，专心著书。
对于这次武汉俱乐部退出中超和对中国足协的处事看法，作家有另外的看法。他说，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都集中在处罚的应该不应该，对不对上，那么就可能把这么一件能够影响足球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向的事件淡漠化、简单化了。在足协的这个处罚上，在武汉俱乐部的激烈反应上，就这件事实的本身上，我们能够寻出矛盾的深层原因。并为解决矛盾和将来避免同样矛盾的爆发，提供经验的帮助。
胡发云说，目前言路稍开放的只是在体育和文艺两个领域，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淡薄。其实，这也是面向未来社会的一个试验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在这些方面放得更开一些，在这里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体制，可以为未来提供经验。足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验田吗？足球身上发生的问题，不正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缩影吗？
是呵。我想，当我们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捋清楚之后便会发现，这件事情的发生，发展，其实并没有十分复杂和特别的原因。在处理这件事的本身上，假如不是以“暴”制“暴”，假如不是只会抡起行政制裁的大棒，假如不是一味堵塞言路，假如不是为确立所谓的权威而无视别人的权益……这样的事情本来可以避免的，甚至可以及时化解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么多的“不是”，才造成目前双败，甚至是秧及中国足球甚至更广而延之中国体育的多败局面。
当然，这些其实并不只是停留在处理方式的浅层表面，根子还在体制、机制上，甚至在价值观的问题上。改革和改变如果不从这方面着手，中国的足球，依然无路可走。依然是梦之队，依然是噩梦连连。
谁还愿意做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