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诸事不顺的中国足球圈来说，武汉足球俱乐部中途退出中超联赛，无疑是今年中国足坛最具爆炸性的新闻事件。这支曾获得中超联赛杯冠军荣誉并声称打造百年俱乐部的中超劲旅，竟然选择以“自杀”的方式退出联赛舞台，令人震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耐人寻味。
近日，武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沈烈风、总经理徐志强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讲述了退赛的幕后故事，虽是一家之言，对我们了解中国职业足球现状仍有所启发。
“武汉俱乐部本来雄心勃勃，但身不由己”
9月28日武汉光谷队与北京国安队的比赛中，武汉光谷队的李玮峰与国安球员路姜发生冲突，主裁判将路姜出示红牌罚下。30日，中国足协对李玮峰追加处罚，停赛8场，罚款8000元。10月1日一早，徐志强和李玮峰赶赴北京寻求申诉未果。当天，武汉俱乐部宣布退出中超联赛。
徐志强说：“李玮峰违规应该处罚，但中国足协的处罚过于严厉，让俱乐部今后没有生存的空间。更关键的问题是，处罚程序极其草率、极不公正。”
他提出，首先，当值主裁判没有认定李玮峰的犯规行为，比赛监督的报告中也没有李玮峰犯规的相关记录，而足协有关负责人当时正在日本出差，并没有正式召开纪律委员会全体会议，仅通过通信的方式就武断地认定李玮峰的犯规行为并作出处罚，这是很不严肃的。
沈烈风对新华社记者说：“俱乐部这次选择退出，实在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今年以来我们加大了资金投入，本来准备干一番事业，仅引进李玮峰，我们就花了400多万元，没想到没打几场比赛，就不能用了。作为一家小俱乐部，我们感到极其失望。”
沈烈风表示，除了李玮峰事件，今年联赛中武汉俱乐部已经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待遇，“中国足协执行双重标准，对大牌俱乐部纵容，而无视小俱乐部的权益。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竞赛环境下，武汉俱乐部实在难以坚持下去。”沈烈风说，此外，现在中超联赛的社会形象和商业价值都已差到了极点，投资足球完全是赔本买卖，俱乐部作为一个企业，大量的投入得不到回报，长期下去也无法为继。
据介绍，自2005年以来，武汉俱乐部大股东每年直接投入为2500多万元，加上赞助商的投入，俱乐部每年的运行成本在4000多万元，而俱乐部在场地广告等方面每年的经营收入仅为1000万元左右。徐志强说：“武汉的主场比赛每场观众就几千人，球票收入连每场的比赛成本都赚不回来。”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小明此前也说：“这些年来，中国足球每况愈下，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谷底，俱乐部、球员都是带着一肚子怨气在踢球。中国的足球俱乐部没有一家是赚钱的。国安一年投入少说得七八千万，一年的直接收入也就1000多万元。过去16年，国安投资了将近9亿元，但这么大的投入却没什么收益，招来的全是骂声，我们搞足球的信心能不动摇吗？”
“要想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就必须从体制上去思考”
对于武汉俱乐部的退出，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声称，清除赛场暴力、整肃赛场环境是其重要职责，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反对球场上违法体育道德的行为，对李玮峰的处罚也是适当的。武汉俱乐部的退出损害了球迷、参赛俱乐部、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利益，给职业联赛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资深足球记者尹波认为，武汉退出事件如果放在一个成熟的联赛中，错肯定在武汉，因为破坏了游戏规则。但在中超联赛中，足协难辞其咎，其中对李玮峰处罚的程序确有问题，没有严格按有关章程办事，并且不透明。在欧洲足球联赛中，足协要处罚一名队员，要开听证会，并提前公告，听证会的参加人员和结果是向媒体公开的，处罚决定作出后当事人还可以申诉。但中国足协的处罚往往是几个人私下就定了。
沈烈风说：“足协不公、裁判偏哨、球员赌球、教练打默契球，这些丑陋现象在中超联赛中非常普遍，已经成为圈内人人皆知的潜规则。武汉俱乐部就曾有3名球员被公安部门查出参与赌球，而俱乐部很多时候对教练和球员的不轨行为是失控的。在这种环境中，武汉俱乐部提出的‘阳光、健康、规范’的宗旨某种程度上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选择退出的重要因素。”
沈烈风表示，要想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就必须从体制上去思考，重新构建运行机制。
武汉光谷俱乐部中途退出中超，凸显中国足球的非职业性。一位在中超俱乐部执教的外籍教练说：“用退出的方式表达对足协的不满，这是很荒唐的现象，在欧洲顶级职业联赛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山东鲁能队主教练图巴科维奇也表示，要重新计算积分，这对其他队伍是不公平的。
舆论则普遍认为，武汉俱乐部和中国足协都有过错，在此次事件中可谓两败俱伤，同时对中超联赛、中国足球、球迷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从武汉方面和中国足协方面的“对峙”中起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主管部门和俱乐部方面的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由于特殊原因，中国的职业联赛并不是由纯粹的联赛组织来管理的，但主管部门和会员机构势同水火却极不正常。（完）
